在杨亮功的《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里屡次谈到教育的紧要，譬如这么一段文字，尼克尔在其所著《拜伦传》中曾说过：“从历史上看，每值我国（英国）遭逢危急存亡的大难时，这些从大学冒出来的智慧之火，便将整个国家燃烧出一个新的生命。

    从威克立夫、拉替麦、洛克、吉本、马考莱诸大家一直到目前的物理学时代止，每一时代的推动者很少是大学圈外的人。杨亮功，1897年生于安徽，后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所以他亲历了当时中国的风云变幻，教育改革正是其中之一。在之前，受教育仅是某部分人的专属权力，并且享受这部分特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君王的至上地位可以永远延续，而同时又可以利用自己专属的思维体系支配无知识的社会底层，因此在这段时期，对权力的重视程度必然远胜过对经济的关注，并且，我们重阅历史会发现，中国的改朝换代极少是受经济衰退、经济危机而发生的，通常都是由于政权方面的分歧而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亡国。但是时光行进到了清末，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部分人对本国底层的专制已经壮大到一个国家对世界上势力较弱的国家的横行专权，因此，一批清醒的知识分子翻然醒悟，惟有科学的普及，教育的大众化才是避开亡国命运的根本，在那个时代，中国从北到南突然暴发出了办实业、办公学的狂潮，中国终于能结束教育的专制而转折向平民化，最功不可没的应当是这一批有胆有识的知识分子了。

    教育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就是使各方面均衡的发展，譬如既重视经济，也不忽略环境保护，我总以为，这每一个方面彼此是相关联的，有我们已知的，也有我们还未察觉到的；教育对于人这一个体来讲，它不单指知识储存量，还包含启发他的创造力，以及加深他的内在涵养，所以，健康的教育体制非常重要，不能全力只强抱着经济，把人训练成发财致富的机器、工具，机器是不具有再生能力的，各方面的同时重视，才能彼此的相互促进，和共同的持续发展。科学的眼光首先是一种宏观的眼光。 

    许多人谈到中国的教育时，会比较观点一致的指出它的“高产出，低质量”，其实这里面不但有学生素质的问题，也同样存在着教师素质的不达标，这很显明的说明了中国教育体制的严重失衡，此种有缺撼的体制对于个人及国家的长远发展都是弊大于利的。我们常常听到“上大学无用”的议论，假使我们尽快纠正而今的教育体制，就能够显现出“上大学”的益处。教育本来是于国于民有利的，然而应用时若是稍有疏漏，便会与它的初衷背道而驰了，甚至无辜背上许多怨艾。在本文首段及杨亮功的这本书里所谈到的教育主要指大学教育，而实际上，教育应当是一个体系，最细可以从幼儿园开始，每一个阶段都应当受到等同的重视，但在中国的情况是，甚至上每一个阶段都是很纷乱的，更说不上成体系。常常有人讲，教育有许多种，学校教育只是一部分，不能让学校担受太重的压力，此外，还有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然而我想，社会与家庭更大的作用是提供给某个人生存的环境，尤其社会并不担负有教育的责任，而家庭教育虽然主动的发挥一部分作用，然而是间断性的，无规律性的，并且社会和家庭是一个比较散漫的组织，它的功用非常复杂，也多变，而唯有学校是专门的教育机构，有严密的组织，它比社会和家庭更具有可操作性，学校之所以要对社会成员的受教育负主要责任，正是它特殊的社会职能所决定的。学校教育有它的目的性、强制性、条理性，当正规的教育机构步上正轨，提供给固定的一群人健康、多元化的教育之后，这部分固定的人群又继而逐步的影响至社会及家庭，尤如波浪越推越远。正由于学校的慎密，家庭、社会的散漫，所以我以为良好的学校教育对个人的影响要远胜于另外两者。但若是学校教育尚存在缺陷，那么个人的未来就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因为没有一个合适的环境和有经验有耐心的人群教授他生存的食粮和生存的心态及技巧，尤其这群人在被推向社会时会颇感到孤独和茫然，其实通俗的来说，学校的作用就是在其踏入社会前训练他有一副沉稳的心态，遇事可以应付自如，另一方面交给他独自生存的工具，即教他知识，以及激发其创造能力。

    谈到中国的教育问题，大多数人似乎多归罪于师资的失衡和不足，继续溯源就是我们无法将教育与经济二者兼顾，中国毕竟是一个人口大国，无法均衡也是比较可以理解的，但是发展经济需要教育提供后备力量，教育问题的迟滞不前其后果恳定是不堪设想的，中国不能再重蹈覆辙。但是我觉得中国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同样人口众多的日本具体怎样做法我并不清楚，但是从结果来看他们在二者方面经过短暂的努力之后取得的成就确实令我们刮目相看。